电车汇消息：2014年2月26日，国家电网公司在2013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上透露，2014年用于电网建设投资将超过3800亿元，重点加快建设西南水电和新能源基地外送通道；全面落实可再生能源全额保障性收购政策，以促进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发电优先上网；全年将完成替代电量300亿千瓦时，建成电动汽车充换电站167座。

这是国家电网连续9年在中央企业率先发布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报告从保障可靠可信赖的能源供应、负责任地对待每一个利益相关方、努力做绿色发展的表率、负责任地开展国际化运营、保证运营透明度和接受社会监督五方面展示了国家电网公司2013年履责实践和绩效。《经济参考报》记者注意到，2013年，国家电网并网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分别达到7037万千瓦和1546万千瓦，同比增长24%和360%，成为全球风电接入规模最大、光伏发电增速最快的电网，公司经营区域内风电发电量12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4%，光伏发电量83.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6%。

据了解，国家电网公司从去年开始推进“以电代煤、以电代油、电从远方来”的电能替代方案，大力推动风电、光伏、水电等清洁能源利用，2013年共实现替代电量14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过7亿吨。

按照报告承诺，2014年国家电网公司电网投资将超过3800亿元。其中，除加强智能电网建设改造、配电网建设改造、110(66)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和西北750千伏网架建设等重点投资以外，国家电网将加快推进西南水电和新能源基地外送通道建设，推进风电、光伏发电优先上网、全额保障性收购。

爱在百度中推企业软文的企业非比亚迪、江淮等自主品牌莫属。只是他们的推广风格完全不同。

比亚迪重视推广载体，乐于通过线上论坛、微博、线下活动等形式，借助既有的车迷和网络水军群体，引导舆论认知。

与之相反，江淮则更注重推广渠道，乐于通过媒体专访、报道等形式，彰显巨型国企的豪迈风范。

但在电车汇看来，完全不同的推广风格下，却隐藏着统一的内在逻辑。面对少数媒体或机构的不同态度，自主品牌通常会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回应”，这种“回应”多数来自于企业市场部门的工作人员，而缺乏统一的官方口径亦成为了这种回应的通病。

销售压力巨大，自主品牌缘何以隐忍态度应对？

除长城、吉利等产品、服务优先于销售的公司外，多数车企在合资品牌的挤压下表现的压力巨大，价格战、营销网络下探、广告、软文、促销等是他们惯用的营销手段。

对政策和市场（试点城市）刚刚定型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而言，如何规避以往“强攻市场”的旧方法而采取“巧夺”策略，比亚迪和江淮都下了不少功夫。

以“十城千辆”时期的试点城市为例，在“政策还未完全明确，市场也未彻底打开”的背景下，优先选择没有轿车或没有整车企业的城市，以产品导入、配合地方政府完成示范推广目标为由拓展销售，江淮和比亚迪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两家企业所在的城市作为推广试点，都领先完成了推广数量目标。

但与江淮固有的国企风格相比，比亚迪显然灵活一些，无论国内外城市，比亚迪准确的切中了地方政府乐于招商引资的心态，以投资当地为噱头，轻松的由乙方公司摇身一变成为了地方政府的甲方。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推广专挑“有钱”的地方政府

大连—环渤海五个经济单列区之一，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就在前天（2月26日），辽宁省省长陈政高、大连市市委常委、副市长曲晓飞、大连花园口经济区管委会书记等领导会见了比亚迪公司董事会主席兼总裁王传福。而双方沟通的内容只有两项：

1、比亚迪将在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投资建设纯电动大巴工厂，大连大巴厂将成为比亚迪在东北地区的唯一生产地。

2、比亚迪大连市将在2014年和2015年分别采购比亚迪K9纯电动大巴各600台，两年共计1200台。

随后，在辽宁省长陈政高省长的见证下，比亚迪与大连市签署了《大连市政府与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产业合作框架协议》，协议中提到：“为进一步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改善当地空气环境，后期大连新增和更新的出租车50%以上将采用新能源汽车。”

一场惊心策划的政企会务、一群精装出席的政企要员、一次颇为巧妙的营销行动、一场无声无息的投资扩张。比亚迪就这样“轻轻松松”的打败了同处辽宁的曙光客车、外来对手东风日产，而省级一把手参与洽谈的投资对接，亦让此前大肆风光的华晨宝马黯然失色。

同为自主品牌的江淮一样尝试过电动汽车的外部城市推广，2012年，9台江淮同悦IEV纯电动汽车曾与14台比亚迪E6一道，成为了中央国家机关采购纯电动乘用车的标杆工程；也是在同年，220台江淮同悦IEV在合肥举行了向成都市政府的交车仪式。

从外部市场营销进度看，江淮与比亚迪几乎在同时推进，但从营销效率讲，“财大气粗”的比亚迪显然在资本市场中表现更为抢眼。当比亚迪快速响应，接连拿下西安、广州、南京等城市时，江淮拿下了成都订单；而当比亚迪一举攻克沿海经济重镇-大连时，不知江淮的下一个外部推广城市会是哪儿？

在大城市做试点才是王道

在电车汇看来，作为最早提供中央政府使用电动汽车的自主品牌，江淮和比亚迪入选首批北京市新能源汽车补贴目录亦在情理之中。

“北上广也许总量不是那么大，但我们看中的是一线城市的标志性意义，这对我们后续推动电动公交方案有很大的好处。”比亚迪股份某高层曾公开对媒体表示。而事实上，与特斯拉尚未把车卖出去便成功游说戴姆勒、丰田等传统汽车巨头为自己掏钱，并通过豪华电动超跑的概念打动富豪群体、巧妙规避电动车推广初期的诸多障碍不同，在中国的商业环境里，定位于为普通大众提供电动车的比亚迪开拓道路无疑要艰难很多。

从2008年年底推出双模电动车F3DM开始，比亚迪正式开启了电动车的市场化之旅，作为老国企的江淮，第一时间跟进并推出同悦纯电动轿车，在电车汇看来确属不易。与此同时，受制于政府补贴不到位、配套设施缺乏、成本偏高、消费理念难以接受等原因，比亚迪最初并未采取如江淮“申请员工内部购买”一样的策略尝试私人市场，电车汇认为，这恰与企业文化及南北方不同的地域文化密切相关。

比亚迪地处深圳，这里言论更加自由，市场更加开放，只会有政策引导，却难见政策推动。从这些地域文化内核看待两家企业，比亚迪明显自由干练，江淮确也沉着稳重。

2012年，比亚迪调整策略，将电动车推广重点先期放在公交大巴、出租车等公共领域。理论上，从公共领域入手，是克服电动车市场化前期配套设施、成本与消费者顾虑的理想切入口，但在中国特色的汽车产业格局与地方保护主义倾向面前，仍是挑战重重。

2013年5月，比亚迪纯电动E6以出租车身份成功开进香港，并计划在后期推出纯电动巴士。2013年7月，美国第二、加州最大的公交公司洛杉矶郡大都会公交公司MTA(metro)宣布一项决定，将购买25台比亚迪汽车公司的纯电动大巴。紧接着，比亚迪又接到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史基普(Schiphol)机场的35辆纯电动摆渡大巴订单… …

与此同时，安徽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联盟成立大会昨日在合肥成立。江淮、奇瑞、安凯、国轩等16家单位声明，将联手搭建新能源汽车生产、科研、市场三大平台。

另据江淮汽车官方表示，第四代和悦iEV4电动车将于2月28日在上海正式上市，售价为16.98万元。由于该车属于新能源车型，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区可获得专用牌照的额度，同时还能获得不同地区对新能源车型的相关补贴。根据消息，这款车在合肥市购买可享受国家及省市补贴后的价格是8.18万元。

时至今日，该公司混合动力系统搭载的公交车，已经在全国68个城市运营。可能你所在城市新能源公交车的混合动力系统，就来自这家企业。

吉利控股发言人杨岳明在周六说到此次收购有助于该公司提高“未来一代”出租车的生产能力，包括了电动出租车。

图：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右）与英国锰铜控股公司CEO汤姆在英国TX4经典出租车中国上市仪式上握手留念。

协议是周五在伦敦签订的。

2013年2月，吉利用1850万美元收购了锰铜控股有限公司的主要资产。后者是伦敦出租车公司即伦敦黑色出租车生产者的母公司。

吉利于2010年收购了瑞典的沃尔沃汽车集团。

在投资于英国电动汽车创业公司的具体数目尚未披露之际，英国电动汽车创业公司发布公告称，吉利公司在未来五年至少投入两亿美元以拓展电动车的种类。

目前，英电已经设计出了两个电力货运车的原型，他们计划在密苏里州的海泽伍德市建立一个工厂。

杨岳明表示，收购了英电后，吉利承诺“持续提供贷款”，涉及范围包括计划中的这个工厂在内。

英电发言人加里•马布称密苏里州和海泽伍德市之前已经提供一笔约500万美元的贷款。

按杨岳明的意思，吉利不会立马在美国兴建工厂，但他暗示以“长时间”来看，吉利很有可能建厂。

翡翠汽车的执行总裁Andy Tempest在一份声明中陈述道：“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配上吉利的全球视野，我们由此能够扩大目前的汽车开发项目。”他还补充到，这笔交易能让埃蒙拉尔德有一个长远的未来。

杨岳明还说道，吉利集团计划首先为伦敦出租车行业打造新型能源汽车，然后未来还瞄准了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出租车市场。

“正如人们渴求更高的生活水准一样，他们也需要更高质量的服务。”他还表示，中国的出租车行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到明年为止，中国政府需要有50万辆混合动力汽车在公路上行驶，以及截至2020年该数字还将上升至500万。然而，市场接纳混合动力汽车的速度却十分缓慢。2013年，在中国只销售了1万7600辆这样的汽车，这个数据还包括了混合动力以及纯电动汽车和公共汽车。当下该种汽车的总量很可能不超过5万辆。

根据介绍，北京市环保局现在已经建立了举报查处暴光机制，鼓励群众通过12369环保举报热线，举报身边的环境违法行为，从3月1日起，每月的第一周都可以根据群众举报，确定一个专项检查。涉及范围包括燃煤锅炉、餐饮企业设施、化工企业、物料泄漏等等。

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总队长仲崇磊表示，3月1日凌晨，北京市各个区县的环保局都会在全市开展“零点行动”。结合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以及辖区内的实际情况，对涉及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单位进行检查和监测，重点对2013年以来在执法检查当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单位，进行突击检查，执法人员会定期对专项检查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单位进行复查，对于多次出现同类违法行为的单位加倍处罚，对于造成严重污染构成犯罪的，会及时移送公安机关来处理。

《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相比，在法律责任方面更加严格，罚责事项共40条，44个条款，在追究法律责任方面增加了“对同一单位两次以上的违法行为实行加倍处罚”的条款，对屡教不改者的处罚上不封顶。

根据了解，现在《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进行执法的自由裁量权的标准将于3月初修订出台，虽然这个处罚范围更广，力度更严格，但是执法程序实际上没有发生改变，决定罚款部门应该与收缴罚款部门相分离。这也是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总队长仲崇磊的说法。

一夜的大风，吹散了笼罩在北京上空的雾霾，人们抱着喜悦的心情开始了新的一天，似乎已经忘了近几日雾霾带来的各种伤害和不便。为什么雾霾难治，首先是因为它时有时无、时轻时重，不像交通拥堵，每天都会感受得到，因此没有一个持续“警示”的动力。

雾霾下的天安门城楼

　　 一夜的大风，吹散了笼罩在北京上空的雾霾，人们抱着喜悦的心情开始了新的一天，似乎已经忘了近几日雾霾带来的各种伤害和不便。为什么雾霾难治，首先是因为它时有时无、时轻时重，不像交通拥堵，每天都会感受得到，因此没有一个持续“警示”的动力。

但随着污染的加剧，大城市人“享受”雾霾的天数越来越多，此次北京连续一周的严重雾霾之后，似乎从中央到地方，真正感觉到了压力。雾霾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你可能用着昂贵的空气净化器，但你不可能永远呆在家里；你可能戴着高科技过滤口罩，但你也会面临吸入氧气不足和细菌侵袭的风险。

空气污染给人类带来的挑战就像饥饿和战争一样，一方面体现的是在实现欲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自我伤害，一方面又提供了认识自己和超越自己的推动力。

大自然是有能力让不顾一切的膨胀付出代价的，所以只有尊重自然，尊重人类发展的每一个历史环节，才是深刻认识和治理环境问题的关键。

饥饿和战争

最早，人类面临的最大的生存挑战是“饥饿”和相互战争，但每一次“饥饿”或战争之后，人口会急剧减少；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减少后人均收入增加，生育率上升，人口又开始增长；可是人口增长后，人均土地和收入减少，使生存挑战越来越大，接着爆发战争，并使接下来的人口再次减少。人类就是在这样一个周期中不断循环，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这一循环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即：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没有足够的食物养活所有人)，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消灭，增长；再消灭，再增长，如此循环了好几千年。

但是，正是由于一次次的生存挑战和战争危机，人类产生了强大的工具意识、技术意识、思想意识、领袖意识、战争意识等等，更重要的是激发了人类对土地的“寻找”意识。在反复的生存与消灭当中，人类不仅在生产技巧、组织思想等领域取得了进展，而且不断的拓宽了地域生存空间。

亚洲打通了去往欧洲的丝绸之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等。人类几乎占领了所有可以生存的陆地和岛屿，因而发生了各种迁徙，建立了横跨全球的各类人类聚居区。

随着全球各大陆被“探索”完毕，各大聚居区逐渐成形和固定，简单的，以寻找更多农业生存资料的时代面临危机。无论是在竞争当中成功的一方，还是失败的一方，在没有全球性土地资源可以继续发掘的情况下，都面临升级技术，提高生产率的挑战，这一挑战直接导致了工业革命的爆发。

在工业革命之后，生产率飞速提高，全球性的生产资料开始流通、互补，人均收入有了颠覆性改变。数据显示，从公元元年至1820年的1800多年里，世界人均GDP只增长了 50%。工业革命之后，而从 1820年到2001年的180年里，世界人均GDP增长了800%。

工业革命最大的贡献是，人类突破了人口瓶颈，从而也战胜了“马尔萨斯陷阱”。但工业革命也给人类带来了新的生存挑战，从而也给人类的进步继续提供想象空间。

挑战雾霾

进入20世纪后，阻碍人类共同持续生存的挑战不再是有限的农业资源，而是不同的国家意识、种族意识、阵营意识、思想意识、信仰意识等，这些“意识”的不同直接威胁到一些人的生存，这也就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这两次规模空前的，利用了工业革命成果的战争虽然没有完全消灭国家意识、种族意识、阵营意识等，但基本上打通了各种意识之间的被动交流和强制融合，因此全球进入了合作大于对抗的时代，各类经济贸易活动、信息产业、交通工具、全球性组织等，得到了飞速发展。人类开始进入全球化和城镇化时代。

二战之后，世界人口迅速向城市和城镇集中，全球各种族之间也开始了互相交融，形成了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当前，世界城镇化水平已超过50%，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城镇化带来的，尤其是大城市雾霾问题，一度成了人类新的生存挑战。

1930年12月，比利时迎来了20世纪有记录以来最早的大气污染惨案。在建有诸多重型工厂的马斯河谷出现逆温层，雾层尤其浓厚。在这种气候反常变化的第3天，这一河谷地段的居民有几千人呼吸道发病，有63人死亡，为同期正常死亡人数的10.5倍。发病者包括不同年龄的男女，症状是：流泪、喉痛、声嘶、咳嗽、呼吸短促、胸口窒闷、恶心、呕吐。咳嗽与呼吸短促是主要发病症状。

1952年12月开始，英国伦敦发生“雾霾事件”。据史料记载，从12月5日到12月8日的4天里，伦敦市死亡人数达4000人。在12月9日之后，由于天气变化，毒雾逐渐消散，但在此之后两个月内，有近8000人因为烟雾事件而死于呼吸系统疾病。数据表明，死亡高峰与二氧化硫及烟尘的浓雾高峰基本一致。

同年同月，美国洛杉矶发生“光化学烟雾事件”，洛杉矶市65岁以上的老人死亡400多人。1955年9月，由于大气污染和高温，短短两天之内，65岁以上的老人又死亡400余人，许多人出现眼睛痛、头痛、呼吸困难等症状。

1955年，日本四日市发生“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十多家石油化工厂排放的含SO2的气体和粉尘，使昔日晴朗的天空变得污浊不堪。1961年，呼吸系统疾病开始在这一带发生，并迅速蔓延。据报道患者中慢性支气管炎占25%，哮喘病患者占30%，肺气肿等占15%。到1964年这里曾经有3天烟雾不散，哮喘病患者中不少人因此死去。1967年一些患者因不堪忍受折磨而自杀。1970年患者达500多人。1972年全市哮喘病患者871人，死亡11人。

伦敦、洛杉矶、东京等城市治理雾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其国家经济从高能耗低效率走向低能耗高效率的过程，是其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是良性城镇化的过程。有很多种方法值得此时的中国借鉴和学习。但有一点可以确信，雾霾并没有让英国、美国、日本等陷入长久的环境危机，也没有阻止这些国家成为发达国家，更没有剥夺这些国家人民的后代享受清洁空气、青山绿水的权利。

但纵观全球各地的环境治理方法，实际上都是从有效监测开始的。中国目前还没有走完第一步，即有效监测这一步。美国1963年通过《清洁空气法案》。1997年修订，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增加了关于PM2.5含量的指标。2006年9月，美国环保署对PM2.5标准进行了修订和更新，规定PM2.5的24小时浓度均值为不超过0.035毫克/立方米，年周期内的标准为小于等于0.015毫克/立方米；PM10的年均值，仅规定了24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为0.15毫克/立方米。

雾霾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1.对健康的威胁极大

直到去年10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报告，首次指认大气污染对人类致癌，并视其为普遍和主要的环境致癌物。然而，虽然空气污染作为一个整体致癌因素被提出，它对人体的伤害可能是由其所含的几大污染物同时作用的结果。与较粗的大气颗粒物相比，PM2.5粒径小，面积大，活性强，易附带有毒、有害物质(例如，重金属、微生物等)，且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长、输送距离远，因而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更大。

世界银行[微博]发布的报告表明，由室外空气污染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平均为每天1000人，每年有35至40万的人面临着死亡。具体来讲，早在1997年，世界银行就预计有5万中国人因为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总体来说，这份报告发现，中国的空气污染使得城市居民的寿命减少了18年。

于此相对应的是，2012年12月，北京市卫生局对外发布消息，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监测数据显示，2010年肺癌位居北京市户籍人口男性恶性肿瘤发病的第一位，在女性中居第二位，仅次于乳腺癌。2001至2010年，北京市肺癌发病率增长了56%。全市新发癌症患者中有五分之一为肺癌患者。2010年，北京市户籍居民肺癌死亡率达48.9/10万，亦居“众癌之首”。

除了雾霾导致的各类直接疾病，长期来看，雾霾天的增多会影响居民开窗透气等，减少人们户外锻炼时间，增加居民的精神负担，使得抱怨等情绪增加，给更长远的社会及身体健康发展带来威胁。

　　2.抑制工业发展

去年末，中科院对北京PM2.5化学组成及来源的季节性变化进行了研究。研究成果表明，如果将燃煤、工业污染和二次无机气溶胶(气溶胶，是对悬浮在大气中的固态或液态微粒的统称)三个来源合并起来，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成为北京PM2.5污染的主要来源。

 其中，北京PM2.5有6个重要来源，分别是土壤尘、燃煤、生物质燃烧、汽车尾气与垃圾焚烧、工业污染和二次无机气溶胶，贡献分别为15%、18%、12%、4%、25%和26%。

  燃煤、石化等领域是工业重要的基础性领域，如果要彻底降低PM2.5，就要降低整个中国工业的生产能力。长期来看中国工业的高能耗、低效率肯定是要转型升级的，但转型升级并非一朝一夕之举，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下，国家层面会牺牲一定的增长，采取强制措施治理雾霾，减少工业领域对PM2.5的“贡献”。

这将直接影响到工业领域的产值，对于占整个GDP总量40%以上的工业来说，治理雾霾需要做出的调整是迫在眉睫的。短期看，这种调整会增加失业人口，对消费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整个GDP面临进一步放缓。

　　3.抑制农业发展

近日，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贺冬仙表示，他们的学院就雾霾对植物的影响做了实验，发现植物的光合作用大幅度下降。

实验表明，在人造光照射下，辣椒和西红柿种子通常需20天成长为发育完全的幼苗。但在北京昌平区的温室大棚中却花了2个多月。大棚的塑料膜及附着在膜上的空气污染物令照射在植物上的阳光减少一半，植物很难维持光合作用。大棚中的多数幼苗都柔弱不堪或病恹恹的。贺说：“如今，几乎所有大棚都陷入雾霾恐慌中。”她表示，幼苗质量低下将令中国今年的农作物产量下降。若雾霾天气持续或加强，中国的食品供给将面临严重威胁。

冬季和春季的雾霾会对农作物产量造成影响，今年多种农产品(7.69, -0.09,-1.16%)的价格可能因此上涨。食品供应令人担忧。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去年共进口超过7000万吨食品，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年，食品自给率下降到不足90%。

这意味着雾霾将给占中国GDP10%的农业带来麻烦，并长期影响农业生产效率。

“治理雾霾”考验全民智慧

从洛杉矶治理雾霾的经验可以看出，仅对雾霾的讨论、研究和监测，就是一个非常具备争议的过程。洛杉矶最早开始，认为雾霾的最主要来源是燃煤、化工、施工粉尘等，强制关闭了相关工业，但雾霾并没有出现好转，且越来越重了。

目前，按照中科院等提供的研究资料，依然认为燃煤、石化等工业污染为北京等地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垃圾焚烧和汽车尾气只占到4%。也就是说，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搞清楚，北京等地的雾霾其根源在哪里。

跟洛杉矶一样，直到十多年后，洛杉矶人才知道了城市雾霾的最大“元凶”是机动车尾气排放。这跟洛杉矶几百万的汽车保有量，发达且密集的高速公路似乎有点吻合。但交通问题牵扯到的利益过于广泛，就不像关闭几个化工厂那么简单了。

发展公共交通，限制机动车数量，增加汽车尾气净化装置等，都是洛杉矶治理雾霾过程当中非常起作用的事情，但这些问题都牵扯到每一个人的利益，其阻碍是非常大的，所以直到现在，洛杉矶虽然基本有效防止了空气污染的问题，但依然还在为空气质量问题付出更大成本，且不懈努力着。

随着环保监测、治理等技术的发展，目前全球对SO2等直接且非常快的致命性空气污染进行了有效控制，但汽车尾气等对空气和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的改变远远大于人类自身科技的认知，一些不够重视，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致病之后潜伏期较长，危害现象不能及时体现的的空气污染问题实际上在加剧。

在信息和科技交流如此频繁和畅通的年代，中国正式重视PM2.5的监测比美国晚了整整15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12年5月下发的《PM2.5自动监测仪器技术指标与要求(试行)》确定了三种PM2.5的自动监测方法)。更别说立法治理和防范空气污染等方面的脚步。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目前又成为制造业规模宏大、汽车保有量非常高的国家，再加上城镇化同时启动，空气污染带来的环境挑战已经属于生存挑战。

从检测、应急、信息公开，到讨论，明确雾霾的根本来源，然后立法，再到各个环节的执行，考验的是中国整个政府结构、治理体系；挑战的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因为中国目前“治理环境”问题的经济背景是空前的，中国正处在城镇化、老龄化和“中等收入陷阱”等的发展阶段，这跟其他一些发达国家遇到“环境问题”的历史阶段不同。

雾霾并不是一个自然的产物，而是一个科技的产物，治理雾霾需要的是制度、技术、人才。甚至牵扯到政治改革和金融改革，乃至对外开放和外交政策等等。雾霾给整个经济层面带来的影响是全面的，对于中国来说，雾霾是一场生存战，也是一场经济战，更是一场改革战。

就像人类在经历了每次饥饿、战争危机之后，迎来的往往是一个光明的生存时代；“雾霾”作为人类生存环境面临的第三大威胁，仅希望雾霾给中国民众带来的生存挑战，不要像历史上有过的饥饿、战争一样，牺牲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健康和幸福为代价。

世界的进步有很多种力量在推动，包括工具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思想的力量、领袖的力量、战争的、金融的力量等等，但真正让这些力量一次一次发挥作用的，是人类在面临生存挑战时，对各种力量的，极大限度的升级和运用，这使得人类文明得以延续。

雾霾是挑战，也是机会。

　　(本文作者介绍：财经专栏作家)